还记得去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吗？那是根据一个关于绝症患者努力求生、抗争的真实故事改编。而艾滋病的研究者们也在寻找艾滋病治愈 方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和抗争。从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90年代令人惊喜的鸡尾酒疗法。一种致命的病毒被驯服成了一种慢性症状。下一步就是找 到治愈的方法。科学家们天生充满好奇心，艾滋病研究者在这些年中也学会了谦逊。科学的发展总是围绕着种种不确定，其中也交织着挫折和希望。

        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1981年的一天早晨，我妻子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疗中心值班回家后，告诉我她那里刚接手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新病例。病人名叫Queenie，染着黄色的头发，是个只有十八岁的男妓。刚到急诊室时，他发着高烧，不停咳嗽，似乎是患上普通肺炎。本来他要接受抗生素治疗，但医疗小组在他的肺部里找到了一种名为卡氏肺孢子虫的细菌。这种细菌以能够引发真菌性肺炎而著称，通常发现于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以及接受了器官移植或者化疗的成人体内。

    医院召集了几名专家对这一感染症状进行分析。Queenie的血小板含量十分低，这让他很容易出血，我也被叫去对他进行检查。他侧卧着，呼吸困难,床单上浸满了他的汗水。他感染了非常严重的疱疹，以至于外科医生不得不对他大腿被脓疮侵蚀的部位进行了切除。我也无法解释为何他的血小板含量会变低。他的肺开始衰竭，只能依靠呼吸器。不久之后，他因呼吸衰竭死去。

    他患上的这种罕见肺炎在东西海岸都出现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免疫专家Michael Gottlieb对其中一些病人的血样进行了分析，并做出了一项重大发现――这些病人几乎丧失了他们所有的辅助T细胞，而这些细胞能够保护人体免遭感染和癌症的侵袭。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发表了Gottlieb的发现。同年七月，纽约大学的Alvin Friedman-Kien博士在报告中提到，纽约和加州有26名男同性恋者被确诊患有卡波西肉瘤――一种淋巴管及血管癌。该现象也很奇怪，因为通常只有东欧犹太人种或者地中海后裔群族的老年男性才会感染卡波西肉瘤。

    我曾负责看护这些卡波西肉瘤患者。当时我只是最初级的职员，不具备肿瘤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没有哪个资深教员愿意接受这种工作。我的首个病例是一个住在西洛杉矶的隐蔽同性恋者，绰号为Bud，是一名中年消防队员。就在他入院后没多久，他的腿上开始长出如成熟樱桃般的增生组织，接着扩散到躯干、脸上，甚至嘴里。尽管按照晚期卡波西肉瘤的治疗标准，他接受了高强度化疗，但肿瘤还是继续生长，不断侵蚀着他的身体和容貌，并在一年内夺走了他的生命。截至1982年，医院中开始出现患有各种恶性淋巴瘤的癌症患者。化疗对他们同样未能起到帮助作用。因免疫系统遭受破坏，病人死于各种疾病。我所有的病人都遭受着一个同样的机体紊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同年将这种病症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也就是艾滋病。当时，科学家们尚不知道这种疾病的成因。

    次年，两个研究小组――由Luc Montagnier和Francoise Barré-Sinoussi带队的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以及由Robert Gallo领导的马里兰州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描述了在艾滋病人的淋巴结和血细胞中发现的一种新逆转录酶病毒。逆转录酶病毒以一种恶性方式进行繁殖方式：它会永久性地将自己基因中的DNA插入到宿主细胞的细胞核中，为了自身的延续而劫持细胞的机制。当逆转录酶病毒发生突变时（它们通常也会发生突变），人体或疫苗很难盯住并消灭它们，因此它们会不断繁衍。人们曾普遍认为逆转录酶病毒疾病无法治愈。1986年5月，在对这一 发现到底应该归功于谁进行了大量争论之后（最终法国团队因此荣获了2008年的诺贝尔奖），国际科学委员会最终将此病毒命名为H.I.V.，即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截至当年年底，在近两万九千名确诊患有艾滋病的美国人中，约两万五千人死亡。

    自那时起，艾滋病变成了一种可以治疗的病症，这也是现代医学在对疾病抗争中的伟大胜利之一。1987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了一个艾滋病患者使用的药物AZT，它曾是一款流产的癌症药品。起初，这种药物十分昂贵，而且处方剂量很大，后来还被证实具有一定毒性，因此引起了同性恋团体的反对。但AZT能够在病毒形成时潜入其DNA中，后来人们减少了它的使用剂量。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三十多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阻止艾滋病毒在辅助T细胞中繁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种联合用药疗法――“鸡尾酒”疗法

    它借鉴了肿瘤学家对治疗癌症采用的治疗方式。同艾滋病毒粒子一样，癌细胞能够迅速变异，逃脱单一靶向药物的追踪。一些著名的研究人员，比如来自位于 纽约的Aaron Diamond艾滋病研究中心的David Ho将治疗方案――HAART，也被称为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投入到临床试验中。我将这种“鸡尾酒”给我的一位病人David Sanford服用，疗程开始不到一个月他就退烧了，感染症状消失了，精神和体重也开始恢复。他血液中的艾滋病毒几近清除，而且没有复发的迹象。随后，Sanford在一篇普利策奖获奖文章中写到，“或许我被卡车撞死的几率甚至高于死于艾滋病的几率。”现在美国大多数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状态应验了这句话。在过去的五年中，我所照顾的众多艾滋病患者中没有一人死于这种疾病。

    但路途依然坎坷。目前，全球共有艾滋病携带者3500万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带，这一艾滋病新增病例最多的地区，百分之六十三有资格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并没有获得治疗；即使那些接受到治疗的患者也没有得到完整的医治。在美国，平均每个病人接受一年 HAART 治疗的费用要达到数千美元，长期的副作用也会让人的身体变得衰弱。

    现在，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开始探讨艾滋病的治愈方法了。我们对艾滋病毒的了解程度已经达到了我们对某些癌症的了解：人们对艾滋病毒的基因进行排序， 并破译了它侵入宿主细胞的方式，并以三维图谱的方式描绘出它的蛋白质。1997年，一项重大的发现腾空出世：该种病毒能够潜伏在长寿命的细胞中，而目前的药物无法对其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能够以安全且经济的方式清除病毒贮主的话，我们将最终战胜艾滋。

        1983年1月1日，旧金山综合医院开设了美国首家艾滋病门诊Ward 86 最近，我去那里看望了Steven Deeks，他是艾滋病引发的慢性免疫活化和炎症方面的专家，也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的教授，同时他还从事着SCOPE 研究：以两千名艾滋病呈阳性的男女患者为研究对象，针对病毒对人体产生的长期影响进行测量。每年，这些血液样本会送至世界各地的实验室。Deeks的任务 就是将艾滋病毒对人体组织的损害进行分类，并测试那些可能有效的新药。

    该门诊占据了校园北边一栋艺术装饰风格大楼整个第六层的空间。我在Deeks的办公室找到了他，他穿着法兰绒上衣和新百伦的跑鞋。他向我解释了他对鸡尾酒疗法的顾虑。“抗逆转录药物的目的在于阻止艾滋病毒进行复制，它们确实很有功效，”他说道。但很多病人无法借助药物完全恢复健康。免疫系统得到改善，足以阻止艾滋病，但因为这种病毒很顽固，免疫系统必须做出持续的低水平响应。这会带来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组织产生损伤。

    炎症也会因药物产生的副作用会加剧。早期的治疗会引发贫血、神经损害和脂肪代谢障碍――脂肪从四肢和面部消失，并在腹部沉积。脂肪营养不良仍然治疗艾滋病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Deeks发现SCOPE 研究对象中的很多病人胆固醇和甘油三酸脂较高，这些将会导致组织损伤，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则是似乎由动脉壁炎症引发的心脏病。Deeks也发现他病人中出 现了肺癌、肝癌和皮肤癌患者。在这种传染病早期的反复症状中，他发现中年患者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患上其他疾病：肾脏和骨头疾病，可能还会产生神经认知缺 陷。据Deeks看来，艾滋病更好的定义或许应该是“获得性炎症疾病综合症”。

    他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位病人，我把他叫做“Gordon”。一位高个子、戴着无框眼镜的和善男子起身和我握了手，我看到他标志性地凸起的腹部。他身患艾滋病已经将近四十年了，他说他感到很幸运能活下来：“我一位长达十年的伴侣也患有相同的艾滋病，我们吃一样的食物，找过同样的医生，早期接受相同的艾滋病治疗，他在1990年6月就去世了，那大概是在25年前。”

    他告诉我：“我不再担心艾滋病毒本身了。我更担心我的内脏和提早衰老。”1999年，他在五十岁时得知，脂肪沉淀会令一条主要动脉的血流大幅度缩减，而这根动脉是心脏左心室的主要养分供给动脉。他行走时开始感觉到疼痛，原因是骨组织的血液供给减少了――这种情况称为“缺血性坏死”。2002年，他进行了第一次髋关节置换术，2010年又做了第二次手术。他的肌肉已经萎缩，坐着的时候都会感觉不舒服，所以他有时得穿着特制的泡沫软垫内裤。每隔一年，他就要往脸部注射聚左旋乳酸用以替代失去的结缔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