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探讨了烟草对于中国发展所造成的健康、社会和经济损失，并概述了相关控烟措施。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消费世界上多达44%的卷烟。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

    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表决加入了联合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让该公约在中国具有了法律效力。此后，国家性和地方性的控烟条例及规定相继出台。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各地的控烟状况却依然令人担忧，甚至在个别人眼中“禁烟令”已沦为一纸空文，禁烟工作在各地着实遭到了“走过场、难坚持”的尴尬。

    控烟难，难在哪里？缺乏强力监督、执法人员有限、有些烟民陋习根深蒂固……这些也许都是控烟难的原因，但却只是表征，控烟难，最根本的原因是难在利益切不断。烟草部门的统计显示，2016年全国实现烟农总收入660亿元（含生产投入补贴），实现烟叶税128亿元，烟农户均收入4.92万元，同比增加0.43万元。2016年，烟草行业全年实现工商税利10795亿元，全年上缴财政总额10006亿元。烟草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如此之大，地方政府、烟草部门和植烟农民又怎能舍得下呢？

    由此可见，控烟之难，难在“利”字难舍。烟草行业由于身家浩大，资本雄厚，具有了一定的“绑架力”。数字显示，烟草税收支撑了烟草第一大省云南财政的48.8%，支撑了烟草第二大省湖南的28.9%。在一些地方，“无烟不富”“无烟不行”。再打量这几年的纳税排行榜，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烟草制造业多次成为我国第一大税源。可以说，要是从根本上控烟，受到阻力的不仅是一些烟草行业，还包括一些政府官员。

    此外，要控烟，还需改革现行的烟草体制，切割政府部门与烟草企业的纽带关联。在世界上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成员国中，我国是唯一实施烟草专卖制度的国家，烟草部门身兼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承担控烟任务的国家烟草专卖局，与“卖烟”的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控烟”与“卖烟”职能集于一身。而根据相关公约，政府不能与烟草企业合作，烟草企业也不能干预政府决策。“左手管右手”的结果就是，既需要减少烟草销售，又想增加产量、增加利税，两个目标完全相悖，控烟之难自然见怪不怪。

专家指出，控烟已经不是一个卫生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政治决心。烟草业是典型的“健康危害型产业”，其利税贡献完全不足以弥补全社会的成本付出，压缩和限制烟草业必然成为我国未来经济转型、产业转型的“重中之重”。我们常讲“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首要的是以人的身体健康为本。如果延续“先吸烟，后治病”“烟草税收，割肉补疮”的模式，那么由此带来的疾病负担将呈现井喷式增加，欠下的是一笔还不清的健康债。相反，只有痛下决心，切断短视之“利”，无烟中国才有望早日到来，人们群众才会迎来长久之“利”。